全体人民依法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参与环节管理国家相关事务。

但是，行为人标准也有可能会被提出如下质疑：（1）对于能力低于一般人的行为人，若采用行为人标准，有可能会被免责。类似地，奥地利《行政罚法》也主要是使得行政官署对于违反行政法令，规定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之行为，有统一而又规律之制裁，牵涉若干行政部门，实为一总则性之法规[19]。

在新《行政处罚法》以第33条第2款确立责任主义立场之后，其他部门法理应不能僭越，至少不能跳脱责任主义的基本框架。如，对于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车闯红灯，不能说没有违反交通管理秩序。因此，也有人从这一侧面提出质疑，认为行为人标准有可能会损害法的安定性。[73]笔者之所以采用目的性限缩解释，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坚守行政处罚责任主义立场。这些规则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管理政策，并不具有自然法上的伦理本质。

尤其是对于能力低于一般人的行为人而言，行为人标准不会科处超出其能力和认识界限的注意义务，而是以其实际认识水平为准，从而避免一般人标准中存在的歧视问题。因此，对于能力低于一般人的行为人，行为人标准所要评价的注意义务是向前追溯的，需要追溯到违法行为人从一开始有无拒绝从事该项行为的情形。在这一过程中，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是否成立的判断工作已经完成，不予处罚是次序判断，已无定罚问题。

在这些立法文本中，立法者都会直接指出主观过错的具体形态是故意或过失，而非诸如主观过错之类的概括性表达。二审稿第31条第2款、[13]三审稿第31条第2款延续了一审稿的立场，只是表述略有调整。以《气象条例》（1994年，已失效）第32条第2项为例，其中列明的故意要素，是不能从违法行为中推定的，而应是行政机关必须主动证明的事项。3. 行为人标准的提倡在行政处罚归责过程中，应以行为人标准判断过失是否成立。

所谓从严规定，是认为另有规定不能作从宽理解，而仅能作从严解释，法律、行政法规只能作出比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更为严格的主观过错要求。因此，行政机关确实需要考虑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意义，至少从量罚上来说，这是具有正当性的。

在参与修法人士的一些评论中，我们也可以读到类似的解释。[53]丁玫：《罗马法契约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但是，免于处罚却是违法行为成立后行政机关所作的裁量。[7]该条规定的不予处罚的具体适用情形，一方面确实只能作量罚性解释。

因此，更为准确地说，新《行政处罚法》第30—33条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16]因此，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3款中的教育措施，并不需要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之后才能施加，即使将第33条第2款认定为定罚条款，将不具有主观过错的行为不认定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也并不妨碍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实践中，相似规定的表现形式多样，主要包括：（1）明知规定。[62]相反，如果是具体过失，判断标准则应是主观的，只需结合违法行为人自身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加以考量，采用的是个性化标准。

[31]参见叶名怡：《侵权法上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及其意义》，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4期，第87页。但是，对于能力低于一般人的行为人，行为人标准所要科处的并非一般人所要遵守恰当地从事某项行为的注意义务，而是从一开始就拒绝从事超出其能力的行为的义务。

这一类过失的判断，应当享有一个客观且统一的标准，是相对固定的，行政机关不能就某一个违法行为人作超越普遍义务的个案衡量。因此，在重大过失之外，行政机关对于法律文本并未明确的过失认定，应当以行为人标准为中心，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意志自由，结合每一个行政相对人的资质、知识和能力，以案说案，实现个案正义。

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因此，如果在量罚上需要对过失网开一面，就有可能出现大量案件都需要从轻或减轻的尴尬局面。由于欠缺统一的行政法典，主观过错早已渗入到各类不同的立法文本中，呈现出一个十分庞杂的系统。相较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而言，具体过失的判断标准并不是客观化的，而是具有主观性，因人而异，需要根据违法行为人自己的认识能力加以判断，因而是一种具体的过失。（2）在过错类型上，对于相似规定，应尽量理解为过错类型中的故意。[13]《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第31条第2款：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5）第57条中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的行为。[21]2006年，在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年）修改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后，立法者遵循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统一表述，删除了所有免于处罚规定，同样以不予处罚统称。

甲以无法看到交通标识辩解。[71]参见王贵松：《论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第4页。

[70]第三，主观过错的相似规定。黄先雄、孙学凯：《过错内外：论行政处罚的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因此，和前述另有规定类型不同，是不是所有的相似规定都可以成为另有规定的一个发展方向，需要加以检讨。[14]黄海华：《新〈行政处罚法〉制度创新的理论解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9页。[43]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界就此曾有过一次简短的讨论。二者在主观方面有明显不同：故意从内心上渴望违法结果发生，而过失则是不希望违法结果发生。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体系解释上看，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整体上是要处理量罚层面的不予处罚问题：其一，第32条规定的是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2]是一个量罚规定，第33条紧邻其后，自当前后一致。

对于上述两处质疑，可考虑作如下解释：（1）认识能力不同，注意义务也应不同。若按一般人标准认定，甲有可能会被免责。

也正因此，罗马法上一直有一句谚语：重大过失等同于故意。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审稿第3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第三，剔除行政法规的另有规定资格。[38]赞同者参见周友军：《我国侵权法上完全赔偿原则的证立与实现》，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97-110页。因此，第1款和第2款应当都是违法行为成立后的量罚活动。

在32条规定量罚之后，再在第33条中涉及定罚问题，并不存在体系上的违和。与第33条第2款规定应由相对人举证不存在主观过错不同，而是要求由行政机关举证证明存在主观过错。

典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最为典型的立法例是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27条第2款中的不予行政处罚。

[30]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法》 主观过错条款 。